原创：张学勤、颜越虎

　　编者按：20年前的8月8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在杭州召开浙江省地方志工作会议。

　　这是浙江省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地方志工作会议。来自全省各市、县（市、区）及省级机关分管地方志工作的领导，各市、县（市、区）地方志办公室主要负责人等共300余人参加会议（会议的前一天，即8月7日，召开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会议，各市市长、各有关厅局主要领导等数十人参加）。这是在全省第一轮修志任务即将完成、第二轮修志工作即将全面开展之际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

　　本人奉省方志办主任杨金荣先生之命，以一己之力完成了所有的会议材料，又与《浙江日报》记者张学勤先生合作完成了长篇报道《解读“方志之乡”》，发表在8月8日第十版上（发表时本人以“沈志伴”的笔名署名）。

　　转眼20年过去了，这次会议的一幕幕场景仿佛就在眼前，它在浙江方志史上的意义无疑是巨大的。

　　现在，这次规模最大的地方志工作会议也已经被记入《浙江通志》之中，永载史册！

《浙江日报》2002年8月8日第十版版面

　　浙江是方志的发源地之一。从第一部方志问世以来的2000多年中，浙江编修方志的传统绵延不绝，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方志就是地方志，“志”是“记”的意思。方志包括县志、市志、省志等。它记录的是一个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人口、资源等各个方面的详细情况，是了解一个县、一个市或一个省的重要地情资料。所以，方志也被称之为“地方的百科全书”。封建时代编修方志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为了让地方官了解当地的情况，便于治理。但是，作为“地方百科全书”的方志实际上还承担了留住历史、传承文化、交流信息等重任。

　　我省编修新方志的工程启动于上世纪80年代初，20年后的今天，全省11个市的新市志和69个县(市)的新县志(市志)，都已编纂完成，除瑞安、永嘉两部尚待付印外，其余都已出版。

　　今年8月，我省将启动新一轮方志工程——续修新方志，因为各地新方志所收资料的截止时间一般为上世纪80年代后期，这以后的各种资料有待继续编修。

以收藏明代地方志而闻名的宁波天一阁

浙江：地方志的热土

　　我国最早的一部方志是成书于先秦而由东汉袁康、吴平加以整理的《越绝书》。该书记载的主要是春秋时期越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情况，还包括山川地貌等，所以浙江堪称方志的发源地。从那以后，编修地方志就成了浙江的一大传统，先后出现了“临安三志”、“会稽二志”、《鄞县通志》等一大批著名的地方志。丰富的地方文化积聚是文化之邦浙江的厚实基石。

　　编纂地方志的历史虽然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以前，但是作为一门学问的方志学却是在清代才问世。此前，虽然也有不少学者提出了许多观点、论述，但都不成系统。清代浙江学者章学诚在编修地方志的实践中，总结前人的经验，最终创立了一套系统、完整的方志学理论，被后人称之为中国方志学的奠基人。所以浙江也是方志学的诞生地。

　　浙江宁波的天一阁则以收藏全国各地众多的明代地方志而闻名于世。

　　浙江堪称地方志的热土，也因此获得了“方志之乡”的美誉。

我省11部新市志、69部新县(市)志都已编纂完成，除瑞安、永嘉两部尚待付印外，其余全已出版

新志：凿通历史长河

　　“十年动乱”结束后，编修社会主义时代新方志的问题被重新提到议事日程。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各地掀起了编修新方志的热潮。但是，由于编修方志在各地已中断数十年甚至数百年，而在“文革”期间旧方志等传统文化被打入冷宫，人们已不知方志为何物，不少参与编修新方志的工作人员也都是门外汉，修志工作自然困难重重。

　　1986年，“方志之乡”的第一部新志——《建德县志》问世了。从公元225年建德建县至1983年，该书凿通了长达1758年的历史长河，并以七个大类来编排各种历史资料，这为各地编修新方志提供了一种可以借鉴的模式。外地前来取经、购书的人自然不少。有一个省购买此书后，曾给每个县的县志编纂办公室都发了一本，以供参考。《建德县志》曾获浙江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还被列为“六五”时期的修志成果，送呈中央领导审阅。

　　1987年，《萧山县志》问世。该书开创了新的体例，特别是以23个类别来容纳各种历史资料的做法，为各地编修方志提供了另一种借鉴模式，又一次引起全国各地的广泛关注。全国有20多个省、区、市的修志单位到萧山取经、购书。

　　以后，“方志之乡”不断有力作问世。

　　在1993年全国首届地方志奖评奖中，“方志之乡”有六部地方志获一等奖，分别是《萧山县志》、《慈溪县志》、《金华市志》、《龙游县志》、《青田县志》、《浙江省名镇志》。

　　在1997年第二届全国地方志评奖中，《绍兴市志》在全国1718部参评作品中，名列榜首，同获一等奖的还有《宁波市志》。

　　这么短的时间里出了那么多名志、佳志，这在浙江历史上还是从未有过的事。在“凿通历史长河”的文化工程中，浙江的修志工作者又一次唱响了“方志之乡”的美名。

　　值得一提的是：在修志热潮中，“方志之乡”推出了40余部方志学理论著作。尤其是魏桥先生的“方志应详今明古”、陈桥驿先生的“方志应注重索引”、仓修良先生“图经是一种有图有文的地方区域性的著作”等理论观点已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在我省许多新编的优秀地方志中，也都能看出这些理论的重要指导作用。

我省研究方志理论的氛围非常浓厚

修志：清点文化宝库

　　新方志不是某个时期旧方志的延续，而是要追溯到设县、建市的源头上，长达千余年甚至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的各类资料都在收集整理的视野内。从档案馆、图书馆中的旧方志、老档案、笔记、旧报刊、老杂志，到民间的牒谱、碑文、家书……各级修志工作者既是在收集本县、本市、本省的资料，也是在清点自己的文化宝库。

　　我省20年的修志成果——11部新市(地区)志、69部新县(市)志、37部已出版的省志丛书等等，展示了浙江殷实的文化家底和丰富的地情资料，为浙江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提供了一座可随时检索的信息库。

　　当然，在这座地方级的信息库中也有不少能破解国家级难题的珍贵资料。如烟草是明朝万历年间(1573年至1619年)从南洋岛传入我国，这是明史专家吴晗等学者在研究明史时得出的结论，并一直被人们所认可。《浙江省烟草志》拿出的史料证明，在明朝嘉靖年间(1522年至1566年)浙江已经在种烟草了，从而将我国烟草种植的历史提前了数十年。岳飞的《满江红·写怀》是否后人伪作，这是一桩悬案，江山的修志人员拿出了破解悬案的史料——岳飞在1133年写给祝允哲的《满江红·述怀》。

　　清点文化宝库的工作，也使修志工作者深深感受到旧方志的重要性：它不仅在编纂体例上给了我们不少启发，还保存着大量的历史资料。新方志不可能将旧方志的内容全部收入；旧方志由于印量很少，人们又难以看到，而即使看到了，它也大多是没有标点的文言体，多数人看不懂。为了让旧方志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起死回生”，“方志之乡”的修志人员还展开了大规模的旧方志整理工作。最近，一部800万字的清朝雍正年间的《浙江通志》经标点，并制作索引后重新出版。此外，《浙江宋元地方文献集成》和解放前出的《重修浙江通志稿》的整理工作也已经在实施之中。

　　据悉，这些旧方志的整理成果今后都将在“浙江在线·浙江通志”频道上网，供公众免费查阅。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研究员王志邦说：“我们的目的是要让新、旧地方志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服务，为社会服务，让地方志成为人们共享的文化资源。”

“浙江省地方志成果展览”吸引了不少读者

新一轮修志正式启动

　　资料丰富的新方志也引起海外学术机构的重视。我省的《安吉县志》、《富阳县志》、《云和县志》、《长兴县志》等一大批新方志被海外著名图书馆所收藏。国外不少学者都视新方志为研究中国、了解浙江的重要对象。

　　日本学者太田斋、秋谷裕幸对《云和县志》所记录的当地方言深感兴趣，认为其中保留着许多古音，很有研究价值。此后，他俩和我国学者曹志耘一起曾三次到云和县搞调查，最后的学术成果——《浙江云和方言音系》，发表在1998年第四期的《方言》杂志上。

　　新方志，也是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了解故乡的重要媒介。

　　台湾企业家毛昭定曾一次订购了《奉化市志》10部；香港企业家许志勤曾一次订购了《定海县志》50部。台湾蒋纬国先生看到《奉化市志》后，曾两次写信给亲友称该志“兼备史料与近况，编撰并著”，并说自己将《奉化市志》“正置书架上，当可随时翻阅查考”。台湾青田同乡会的人士曾多次提到：“《青田县志》是海峡两岸青田同胞的共同文化财富。”

　　1993年，江泽民总书记在会见查良镛先生时，将《浙江方志源流》、《浙江地名简志》等17种浙江地方史志作为礼品赠送给他。这些地方史志不仅有查良镛家乡的丰富资料，也载有查良镛先生年轻时的旧事。

　　今年我省又将启动新一轮修志工程。这一工程的主要内容是：收集整理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的各种资料，续修新市志和新县志(市志)；继续编纂《浙江省志》包括《浙江省志丛书》和《浙江省志》(精编本)两大系列；进一步做好旧地方志的整理工作等。

本文原载于《浙江日报》2002年8月8日第十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