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部战区陆军副司令员　宋鸿晓

　　金秋十月，来到前身为“哈军工”的长沙国防科技大学接受培训。这是一所传授军事科学技术的殿堂，是研究前沿国防科技的实验场。学校所在的湖南，更是一块历史文化厚重、民俗风情多彩、山水风光奇秀的土地。跨出校门，看到的是蜿蜒曲折滋润湘楚血脉的八百里湘江，雄倚南天塑造潇湘性格的八百里衡山；推开窗帏，听到的是发自炎帝、舜帝、屈原、贾谊、杜甫、柳宗元、周敦颐、王船山、魏源、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黄兴、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这些先祖前贤的经世之言和教诲；行走在湖湘大地，阅读的是一部中华人文学科的巨著经典。科学家杨叔子说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先进科学文化，一打就垮；而没有人文科学，不打自垮！丢失了民族文化，就丢失了民族精神；丢失了民族精神，就丢失了精神之源！”仰望衡岳巍峨，倾听湘水吟唱，静观洞庭忧乐，捧读着厚重的历史人文大典，心中禁不住发出虔诚的感叹：久违了湖南！

湖南，遍地人才俊杰

　　来到湖南，感触最深的是湖南名人多，甚至多到有种不计其数、无从算起的感觉；更让人敬慕的是湖南英雄人物、历史名人多。历史学家谭其骧说过：“自清代以降，湖南人才辈出，举世无出其右者。”的确，正如长沙岳麓书院大门上那副“惟楚有才，于斯为盛。”的 楹联所示，湖南人杰地灵，名士辈出。晋代“草圣”怀素，唐代“楷圣”欧阳询，令后世书家望尘莫及；明代周敦颐、王夫之为一时学人翘楚。尤其近两百年来，湖南涌现了全中国几乎所有领域的精英。政界伟人如毛泽东、刘少奇，军旅将帅如彭德怀、贺龙、左权、粟裕、陈赓，革命英烈如杨开慧、蔡和森，辛亥斗土如黄兴、宋教仁，官宦士子如曾国藩、左宗棠，万世人师如杨昌济、李达，学术泰斗如金岳霖、黎锦熙，文艺名流如沈从文，齐白石、欧阳予倩，当代巨擘有“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包括台湾地区政坛上的宋楚瑜、马英九也都是湖南人。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湖南的人才方阵中，军事人才占了一半。“中兴将相十九湖湘”。湘军将领及其幕僚曾经成为晚清时期中国政治、军事舞台的主角。除了曾国藩外，还有曾国荃，左宗棠、李续宾、罗泽南、彭玉麟、郭嵩焘、李鸿章、刘坤一等人物。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大元帅中有彭德怀、贺龙、罗荣桓，十大将中有粟裕、黄克诚、陈赓、谭政、肖劲光、许光达。57名开国上将中，湖南人有19位，如萧克、王震、邓华、彭绍辉、甘泗淇、宋任穷、宋时轮、苏振华、杨得志、杨勇、唐亮、李志民、李聚奎等；100多名中将中，湖南人有45位，如张震、丁秋生、孔石泉、向仲华、刘志坚、刘培善、吴信泉、张经武、陈正湘、钟赤兵、饶子键、唐天际、彭明治、廖汉生、谭冠三等。连国民党蒋介石军队的48个军中，也有16个军长是湖南人。

　　难怪梁启超第一次到湖南时就惊叹道：“湖南遍地人才俊杰！”

　　有人讲：“如果说北京是中国的政治首都，上海是中国的经济首都，湖南就是中国的人才首都。” 

　　有人形象地说：湖南人执政有毛泽东和胡耀邦，治国有刘少奇，打仗有彭德怀，抓经济有朱镕基，书法绘画有齐白石、黄永玉，编剧有田汉，作曲有谭盾，创作有丁铃、沈从文，唱歌有李谷一、宋祖英。

　　还有人在微博中晒出最有代表性的10位湖南人：湖南人中的第一伟人——毛泽东，湖南人中的第一智人——魏源，湖南人中的第一圣人——曾国藩，湖南人中的第一能人——左宗棠，湖南人中的第一猛人——谭嗣同，湖南人中的第一奇人——黄兴，湖南人中的第一军人——蔡锷，湖南人中的第一完人——刘少奇，湖南人中的第一直人——彭德怀，湖南人中的第一好人——雷锋。

　　从湖南的史志中，我查阅到这些人当中的不凡之举。

　　毛泽东，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一家先后牺牲了六位亲人。除大弟毛泽民、小弟毛泽覃、堂妹毛泽建外，还有妻子杨开慧、长子毛岸英、侄儿毛楚雄。在毛泽东的启发、教育和带领下，家人们一个个走上革命道路，抛头颅、洒热血。正是一人引路，满门忠烈！这何不是一个伟人的家庭。作家周立波在《韶山的节日》中写道：“这个可敬的家庭集中地表现了中国人民的智慧、义烈和敢于降龙伏虎的无畏气概。由于这一种精神，我们的亲爱的祖国终于打退侵略，摆脱了压迫，扫灭了一切害人的精怪，像巨灵一样地屹立在宇宙之中。”

　　曾国藩，先做人，后做事，一生注重“修身”。他坚守“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不可轻取人财”信义；处世“总以钱少产薄为妙”；“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他以编练湘军起家，以儒家精神练兵，使湘军成为一支有主义的队伍，他作《爱民歌》传唱，使湘军声威大震，有“天下无湘不成军”之说。曾国藩是持家教子的最大成功者：作为儿子，能使父母宽心，作为哥哥，教导和照顾弟妹，体贴入微，他更是仁慈的父亲，是儿女的好榜样。曾氏家族代代有英才，出现了曾纪泽、曾广均、曾约农、曾宝荪、曾宪植、曾昭抡等一批著名的外交家、诗人、教育家、科学家和高级干部。蒋介石称赞他“其著作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毛泽东则叹曰：“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他实现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事业，被誉为“中华千古圣人”。

　　左宗棠，本是湘阴的一个书生，靠真才实干，十年创建了千秋功业。1852年，当太平天国大军围攻长沙，省城危急之际，他在郭嵩焘等人的劝勉下，辅佐湖南巡抚张基亮。他“昼夜调军食，治文书”、“区画守具”，终于使太平军围攻长沙3月不下，撤围北去。两年后又应邀辅佐湖南巡抚骆秉章，他焦思竭虑，日夜策划，“内清四境”、“外援五省”，不但湖南军政形势转危安，出省作战连连奏捷，其他工作也成效显著。时人有“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之语。1867年，在中亚浩罕王国的阿古柏侵占新疆大部、俄国乘机侵占新疆伊犁地区、日本派兵窥伺台湾，西北边防和东南沿海边防同时告急的危难之时，奉命督办陕西、甘肃军务的左宗棠，面对清廷内部“海防”和“塞防”不能兼顾的争论，他力排众议，提出“先北后南”的方针，指挥刘锦棠率军进疆，攻克乌鲁木齐后，兵分两路南下，越天山，收复吐鲁番，打开通往南疆的门户。阿古柏逃至库尔勒服毒自杀。三年，左宗棠进军南疆，攻克喀什、和田等城，收复除伊犁以外的新疆全部领土。面对沙俄不想归还伊犁地区的无理要求，他一面抨击清廷特使丧权辱国，一面抬着棺材由肃州进驻哈密，终于收复伊犁地区。进军新疆期间，他命令将士沿途夹道植柳，连绵数千里，绿如帏幄，人称“左公柳”。老友杨昌浚看到昔日沙丘戈壁的西域，杨柳成荫，鸟鸣枝头，当即作诗高吟：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梁启超有言：“说到左宗棠和诸葛孔明才华的高下，人们可能还有争议，但说到对国家的贡献，诸葛孔明就得甘拜下风了。”

　　清末维新派政治家、思想家谭嗣同，在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捉拿屠杀革新志士的情况下，他本来有足够的时间可以走脱，但却以死来殉变法事业，用牺牲自己向封建顽固势力作最后反抗。日本使馆也派人联系，愿意为他提供“保护”，但他毅然回绝，慷慨被捕。他拒绝逃离的原因简单而干脆：外国变法，未有不流血者；中国以变法流血者，请自嗣同始！在狱中，他写下一首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当他被押到北京宣门外菜市口刑场时，面对屠刀，他神情自若，凛然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壮士风范，使无数后来者为之洒泪洒血。

　　湖南的杰出军人灿若繁星，但像蔡锷那样不追求权位利益，一心只为国民争人格的将领，却使人们在民国初期就看到了现代职业军人的可贵军魂。蔡锷心地光明、生平不爱钱、不慕高官厚禄，他常说“人以良心为第一命，良心一坏，则凡事皆废”。他反对帝制，争的不是个人权力，而是出于自己的良心，出于对缔造共和的忠诚。为反袁护国，他率领护国第一军在四川前线作战，由于后方不能及时接济，将士“鏖战经月，日珉食于风雨之中，出入乎生死以外”，“平均每日睡觉不到三个钟，吃的饭是一半米一半砂硬吞”。但护国军纪律严明，“师行所至，所部士兵未擅取民间一草一木”，“五月无饷，而将士不受馈一钱，蜀人爱戴之如骨肉也”。他这样身先士卒、浴血奋斗，目标却与当时各路军阀截然不同，他并不想把四川乃至西南据为己有，在那个有枪便是王的动荡乱世中，是一个罕见的没有军阀思想的将领。在中国近代军阀混战的乱势中，竟然产生蔡锷这样一位人格高尚、目光远大的军人，实乃民族之骄傲。

　　再看“第一完人”刘少奇治国理政的一个片断。上世纪60年代初，面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严重失误的教训，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纠正农村中普遍存在的“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和干部特殊化风）等错误，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国家主席刘少奇身体力行，亲自回到家乡湖南农村进行调查研究，1961年4月至5月先后在宁乡、长沙两县蹲点调查44天。他在天华大队王家塘一间不足19平方米的土坏房里一住就是18天。为能听到群众的真实心声，他不要队干部陪同，带着秘书来到施家冲生产队，请来了队里的8位社员，他让秘书给每个人敬上一杯热茶，然后说：今天请大家讲讲心里话，公共食堂办不办，粮食怎样分配，还有你们的生产生活情况，都请讲讲真心话。”说完，他摘下蓝布帽，露出满头银发，恭恭敬敬地面向大家鞠了一躬。又说道：“我怕耽误你们的工，让随我来的同志去帮助你们劳动。我们的同志不会做事，帮半天不够，明天再帮半天。”脱帽、鞠躬、派人帮工，霎时，国家主席的心与群众的心紧紧地贴在了一起。在这位近人情、知痛痒的国家领导人面前，几位社员的心里话，就像倒螺壳一样滚滚而出。

　　说到“第一直人”彭德怀，一位德高望重的湖南老将军晚年曾这样评价他：“彭德怀，军功极大，地位很高，而从不忘本。他从小就是反抗性极强的人，他耿直，讨厌捧场，建国后对歌功颂德看不惯。看不惯就要说，而且说得难听，从不怕得罪人。这样的性格，如何能不遭疑忌？”

湘楚人的“骡子”性格

　　湖南古时属于楚地。当时的楚包括今天的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地，泛及中国中部主要地区。湖南因一条湘江纵贯南北而称湘，人们也称湖南为湘楚。

　　性格是个人被一定历史文化和地理环境潜移默化熏染的结果。

　　湖南是一个内陆省，北以洞庭湖与湖北接壤，南以五岭与广东、广西为邻，东以幕阜、连云、武功诸山对接江西，西以云贵高原缘连贵州。远离中原发达地区，崇山峻岭，地僻民穷，使得历代湘楚人在“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艰苦创业中，铸造了倔强、执著的地方性格和独特民风。另一方面，两宋以后，湖南成为“理学之邦”，儒家思想成为湘楚士人的基本信念，使得湖湘文化性格得到了升华。于是便有了与之对应的儒雅和“铁血意志”的性格特征。钱基博曾分析说：湖南“重山叠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交通。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抑亦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人杰地灵，大儒迭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宏识孤怀，涵今茹古，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

　　从人种血缘看，湖南原是由中原迁入的苗人之家乡，后成为苗汉杂居之地，在江西填湖广、三苗土著与客迁者混居的民族大融合阶段，汉人与苗人通婚，成了混血民族，所以才有特殊的个性。有人将湖南人脾性比之“骡子”，意思是说，湖南地处南方中的北方，北方中的南方，是“南人北相”与“北人南相”的杂汇。湖南骡子，指的正是这种人种优势。

　　湖南人的性格特征，一向以“吃得苦，耐得烦，不怕死，霸得蛮”著称。张朋园先生曾说：“湖南人个性坚强，凡事认定一个目标，勇往直前，不计成败，不计利害，不屑更改；是一种‘不信邪’的骡子脾气，在中华民族之中，自成一地区性的性格。此种性格，由来已久，稳定而少变化。”

　　从近代以来湖南无数叱咤风云人物身上，我们能够看到这种性格特征的鲜明体现。曾国藩屡败屡战“打落牙齿和血吞”；左宗棠古稀之年带着棺材远征西域；谭嗣同变法失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毛泽东面对风雨飘摇的旧中国大声疾呼“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胡耀邦拨乱反正痛陈“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朱镕基准备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留给贪官，一口留给自己。在这些杰出的湖南人身上，浸润着鲜明的湖湘文化特质。因为有了这种特质，有人把中国的湖南人与英国的爱尔兰人、德国的普鲁士人并称为世界上最倔强的三大种群。杨度曾经写过《湖南歌》：“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诸君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